| 在线人数: | |
| 总访问量: | |
| 总文章量: |
|
|
要治病就得一鼓作气地，一次性把病治好。最怕的就是，要治病又怕花钱，给药计量不足，最后并没治好，反而产生了抗药性，再治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经济改革或政策调控的历史上并不少见，发现了问题，先给小药儿，计量严重不足，到最后发动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然后过调，再来个180度大转弯。
市场最怕的就是这个。正所谓，天灾不怕，就怕人祸，而我们的过失往往就是人祸。中国股市正在经历这样的状况，要治理融资融券业务，减低杠杆，可又担心市场下跌过狠，于是开始“拉抽屉”，打一巴掌揉三揉，这样不好，容易产生抗药性。实际上，控制融资融券规模这件事早就开始了。但为什么越治越严重？
回顾一下过程。当中央政府提出要求后，监管部门并未想好应当如何处理，但鉴于执行力的表达，就先说出来了，而且开始了所谓“例行检查”，但这个检查基本是“了解情况”的性质，检查后也没有处理意见；没过多久，第二次更大规模的“例行检查”又开始了，发现从券商层面并无严重违规或有失审慎的情况，于是开始强调开户门槛，融资比例等问题；最近发现了问题，因为场外配资情况实际杠杆率非常高，于是先从禁止伞形信托和P2P配资开始。但是，这方面的管理责任不在证监会，而在银监会。所以，证监会只能责令证券经营机构拒绝这类投资者开户，但钱来了，且不说证券商的利益诉求如何，更重要的是它们如何鉴别资金是如何筹集而来？
当然，我们不排斥过去证券商有帮助融资者寻找配资的问题。但如果超比例融资问题出在证券商身上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毕竟有证监会承担责任，但如果发生在其他领域那就麻烦了。比如，发生在银监会、保监会管辖的领域。为什么说麻烦？这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的。
第一，因为证监会管得到的地方，路被堵死了，于是超比例融资的问题会在证监会管不到的地方呈现爆发式增长，结果是漏洞更大；第二，银监会和保监会对证券领域发生的问题反应滞后，往往要等到证监会无计可施，而国务院问责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重视，结果出台的手段可能特别过激，完全置股市健康于不顾。这不是问题吗？不是大麻烦？所以我认为，给股市治病，尤其是治“杠杆病”，一开始就要三大监管机构协调配合。认真开药方，给药及时充分。
另外，证监会自己要有鲜明的态度，不要今天透出消息要整顿、要立规矩，而发现这样做对市场影响大，于是又往回撤，打一巴掌揉三揉，这会给市场带来严重的认识混乱。我一直以为：建立两融规则，去除过度的杠杆，证监会不易出面，而更多地应当交给证券业协会或证金公司，只要证监会下放部分权利、只要证券业协会有权停止违规券商两融业务即可。这样，市场的震动要小得多。
昨天市场出现误解。把证金公司总经理聂庆平的发言、建议当成了证监会的规定，这并不奇怪。因为，查出两融问题此前一直是证监会亲自出面，而不是其他自律性机构。如果一开始就是自律机构出面，那也不会出现这样的误会。所以，中国证监会实施监管，应当不要自己亲自出面，而需要更多地依赖证券业协会，依赖交易所和所有带有自律性的商会。规则也可能不是证监会的规定条款，而是业内机构自行制定的自律性文件，并让自律性条款具有更大权威性和约束性。先自律性处罚，后行政处罚。其实，多自律、少行政，这也是证券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我希望证监会能在这个方向上做出有益的尝试。
总之我希望，第一，中国证券监管一定是综合监管，这是证券本身的综合性所提出的必然要求，而许多监管事项不能仅仅依托证监会一家的作用，需要大家协同及时、足量给药；第二，证券监管应当更多地倚重自律监管，让监管对市场的影响变得更加柔和；第三，我建议国务院考虑让证监会曾设两名主席助理，让它们以特派员的身份参加银监会和保监会高层会议，及时将证券领域的问题和希望协助解决的问题及时通报、并给出解决方案，同时也将其他两大监管机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及时准确地反馈证监会，避免误伤市场。
2015-05-06 23:2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