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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国际文化会馆理事长、原联合国副秘书长明石康
明石康，当代日本历史上极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外交家。1954年，他从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美国学科毕业以后，就到美国留学。1957年，他正在美国攻读博士期间，被联合国聘用为职员。这不仅改变了一个留学生的命运，该创造了一个“第一”——第一个成为联合国职员的日本人。1974年，明石康进入日本外务省，继续负责日本的联合国事务。1979年，他成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粗算起来，明石康在海外的外交生涯有四十多年。
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日本新华侨报》记者来到他位于附近的事务所。当记者表示他是一位“国际外交家”的时候，明石康微笑着说：“并不是所有常驻国外的外交家都可以成为‘国际外交家’的，很多这样的外交家变成了‘民族主义外交家’。”说到这里，明石康非常高兴地告诉记者自己和中国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之间友情很深，相互称为“晨友”——“清晨可以一起说真话的朋友”。
采访开始，当记者听到明石康对安倍政权倡导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以及日本修宪等敏感问题的看法时，才又一次感受到他是日本社会罕见的“国际外交家”。
日本应坚持战后的和平主义路线
《日本新华侨报》：
1957年，您成为联合国总部录用的第一位日本职员，此后作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一直为解决国际纷争、维护国际和平而竭尽全力。近年来，中国国势不断增强，美国国势则呈现出衰退迹象，亚洲地区的国家关系也越发紧张。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您认为，日本今后的立场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明石康：明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在我看来，日本的战后路线基本正确，也就是坚持走日本宪法规定的和平主义道路，但有必要进行些微调整。
2007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在日本国会里演讲，肯定了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道路。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肯定了日本的和平主义路线。
我也认为，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已经彻底同1945年之前的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对外侵略等发展路线告别了。现在的日本，没有必要脱离和平主义路线，重新寻找、制定新的发展路线。但是，日本宪法里含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比如第九条第二项规定，日本不保有海陆空战力，不承认日本国家的交战权，这反映出了日本在战后要做“亚洲的瑞士”这样一种理想主义。
的确，瑞士是欧洲的永久中立国，和任何国家都不发生战争，但事实上，瑞士也保有一定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认为，日本不需要修改和平主义路线，但也不能过度陷入理想主义，还是需要保有一定的自卫力量的。
日中两国间有永不再战的誓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日中两国都要冷静看待，如果中国感到日本的言行存在问题，日本要能做到诚恳地、冷静地、率直地跟中国交换意见，交流看法，努力消除误会。
日本不能光祈祷和平要创造和平
《日本新华侨报》：安倍政权提出了“积极的和平主义”的外交口号，在您看来，所谓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具体是指什么？
明石康：一直以来，我就主张，日本光祈祷和平是不行的，要去创造和平，构筑和平的对外关系，更多地为世界和平做贡献。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安倍首相提出了“积极的和平主义”，而是自己一直以来的主张。我在各地演讲时都有强调，不要以为不说话、不行动就能有和平友好关系，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要想拥有更加稳定、坚固的和平、友好关系，双方都要做出努力。
虽然日本的经济实力由全球第二降到了第三，以后还可能降到第四，但日本没有必要因此就悲观难过，总是关注自己国家排在第几位，那是非常肤浅的表现。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特色，都可以在自己的国家特色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中国从全球第三升到全球第二，这是值得高兴的，但也因此背负了更大的责任，同时也会被一些国家视为“威胁”。因此，希望中国能多反观、反思自己的言行，思考其他国家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当然，过度在意其他国家的看法是不好的，但也不能全然不顾。日本也是同样。
希望中国能同意日本入常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常年为能成为联合国安保常任理事国而努力。今年1月，安倍首相历访非洲，有报道称，此行已经为日本争取到了非洲53国的赞成票。还有说法称，联合国安保常任理事国，就是“战胜国的俱乐部”，所以日本和德国没资格加入。您对此怎么看？
明石康：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已经不同于1945年了，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在增多，力量也在增强，
G7、G8、G20组织都成立了，全球力量平衡正在不断变化，所以联合国安保理事会也不能总停留在1945年的国际形势上。
我在联合国总部工作期间，协助过多位秘书长的工作，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和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都表示过，像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理由是德国和日本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以及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上，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和成果。
我也认为，日本应该继续说服中国同意入常，在这个问题上，希望中国不要持有偏见，要客观地认识国际形势，灵活地、有弹性的对应。
民间外交是对政府间外交的辅助
《日本新华侨报》：作为自发的新民间外交实行委员会会长，您如何看待民间外交的重要性？认为中日两国间在民间外交上存在什么课题？
明石康：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民间外交都变得极为重要。我认为，民间外交不是要取代政府间外交，而是给政府间外交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
在北京APEC期间，日本的安倍首相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时隔2年多实现了首脑会谈，虽然这次会谈的时间很短，而且也不是推心置腹的会谈，但见面总比不见面好。然而，改善日中关系不能到此就告一段落，要在此基础上，拿出更为具体的成果。
事实上，日本的政府意见和民间大多数有识之士的意见是存在反差和分歧的，相信中国也是一样。有批评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不够民主，但我知道，中国政府其实在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吸收、接纳民间的意见。比如说习主席在接见安倍首相时的表情，应该是反应了民间强硬派的意见，而习主席决定接见安倍首相，也是因为民间有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声音。
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责任和方向，但也要注意和民间相互协调，调整、修正自己的政策方针，这种态度和胸怀是很重要的。现在，日中两国间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种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这是值得欣慰的。
扩大民间交流有助于改善国民感情
《日本新华侨报》：今年9月，日本言论NPO的调查结果显示，有九成的日本人讨厌中国，讨厌日本的中国人也接近九成。您认为，怎样做才能有效改善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
明石康：通常，我是把舆论和世论分开考虑的，并且更加看重舆论。世论指的是一般日本国民的看法。舆论指的是学者等有识之士的看法。眼下，日中两国都有七成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日中关系不好，但同时也都认识到了日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因此，比起容易受媒体以及其他因素影响的世论，我们更应该关注是这七成有着清晰思路的有识之士的舆论。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最近，中国的访日游客越来越多，这些人不单单是来日本购物的，他们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日本，用自己的心灵判断日本。听说很多来过日本的中国人都对日本的看法有所改观，所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人到日本，同时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日本人去中国，互相消除偏见。
如果能扩大日中两国的民间交流，如果日中两国的电视、杂志、网络等媒体更加中立，相信日中两国的国民感情就会有所改善。对彼此国家了解的越多，国民感情就越容易改善。
对中国外交官的印象
《日本新华侨报》：您在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以及在日本外务省工作期间，接触过很多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外交官，有谁或是说哪件事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石康：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以及在后来的民间活动中，我接触过很多中国的领导人和政治家，也和中国的外交官、学者们一起交流合作过，这是非常荣幸的、值得高兴的事情。
我曾担任过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主席，当时的柬埔寨有四大派阀，其中三个愿意同联合国合作，但波尔布特派采取了非合作态度。波尔布特派最为信任的，就是中国政府，为此，我和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及外交副部长徐敦信等人频繁见面，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协助。
曾做过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傅莹，在那个当时是我的部下，帮助我和波尔布特派进行联系。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的协助，联合国在柬埔寨的长达18个月的维和行动是不可能完成的。
柬埔寨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结束后，我还以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身份，指挥了前南斯拉夫的维和行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北约的美国B-2轰炸机击中，造成三人死亡，我马上飞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表达了追悼之情，刚刚被炸过的大使馆里，还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味道。
在柬埔寨维和活动中，联合国多次陷入危机，多亏了中国政府的合作和协助，这对联合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对于我个人来说，能获得中国政府的理解也很高兴。由于有过这样的亲身经验，所以我相信日中两国的未来一定是友好的，美好的。
采访后记：在采访结束后，记者依照惯例，请明石康题字，他一边说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最怕给别人题字，一边接过了签字笔，写下了“眼界要宽、脚踏实地”这八个字，并且一直送记者到门口，热情且含有歉意地说：“真是不好意思，你预约了半年，我才接受你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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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报记者 张桐） |
2015-01-20 01:52:05
